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综述
20级美术学 王雅萌 张忆宁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考古事业的繁荣、汉墓的发掘，考古发掘出土汉镜的数量增加，很多省市为了凸显本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铜镜为对象进行著述，有一大批地区性铜镜图册问世:周世荣先生的《湖南出土历代铜镜》1，张英先生的《吉林出土铜镜》2，王世伦先生的《浙江出土铜镜》3，湖北省博物馆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4，洛阳博物馆的《洛阳出土铜镜》5等，这些图册都是对某地区出土铜镜图片的整理。
迄今为止，国内对整个铜镜的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中国铜镜史》，《止水集--王怀刚铜镜研究论集》，《汉镜文化研究》等。《汉镜文化研究》是2014年由中日两国32位专家学者合作完成的具有“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之作，分为研究部分和图片部分，并被分为上下两册，博士论文目前只有华东师范大学的《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其余皆为硕士论文。以上的论著和图册是汉镜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其中对陕西地区的汉代铜镜或少有提及或只是部分论说。
杨平的《陕西出土汉镜研究》6对建国时期至1990年间陕西出土的二百五十余面汉镜进行分型研究，以汉镜镜背上内区纹饰为依据将铜镜分为十类三十一型。该文还对西安、关中、陕南、陕北这四个区域出土汉镜的分布情况及数量作了简要介绍。姚生民的《陕西淳化县出土汉代铜镜》7对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出土的二十五面(其中四面为收回品，其余皆为墓葬出土)西汉铜镜的纹饰布局及内容作了介绍。商洛市博物馆的《陕西商县博物馆收藏的铜镜》8对馆藏的9件汉镜(一件六弧连纹镜，三件昭明镜，两件规矩镜，一件九乳神兽镜，一件日有熹镜，一件灵龟镜，文章指出这些铜镜大都为出土品)做过纹饰布局的简要说明。
刘明科的《宝鸡市博物馆馆藏汉镜介绍》9通过对宝鸡市博物馆收藏的 300 余面汉镜分为 11 类进行介绍，主要对铜镜纹饰布局的情况介绍说明，与以上文章相似，并未对纹饰的内涵进行详细说明。关于陕西汉代铜镜的图册有:陕西省博物馆编著的《陕西省出土铜镜》10，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著的《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11，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编的《对镜贴花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典藏铜镜集萃》12，扶风县博物馆编著的《镜鉴千秋--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铜镜集萃》13等。
关于陕西汉代铜镜的学术研究著作有程林泉和韩国河著的《长安汉镜》一书作者以长安地区出土的三百零五面汉代铜镜为分析研究对象，对汉镜的源流、出土状况进行介绍，对汉代铜镜分类并分析。著作首先对汉镜的源流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总结了秦汉铜镜对战国铜镜的继承与创新。其次作者对汉镜的研究动态、出土状况、历史背景、汉镜的制作及使用、汉镜的形制特点、区域特征以及研究价值分别做了详细的说明。作者也并非圈于这一时一地的汉镜研究，用较大的篇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论述了汉镜的源流、研究动态出土状况、历史背景、形制与特点、区域特点研究价值等问题，其目的就是将长安汉镜置于全国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从而彰显出长安汉镜的特殊地位和价值。铜镜表面上看是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但它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汉镜中的主题纹饰、铭文等，反映了汉代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烙下了时代的印记，汉代的思想文化都会在这一方天地中有所展现。因此，也只有将长安汉镜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充分认识它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将汉镜的研究引向深入。书中收录的三百三十六面铜镜，除少部分为秦镜外，其余均为汉镜，而且全是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这就为这一区域汉镜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作者将这三百三十六面铜镜，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类型排比，分为素面镜、蟠螭(融)纹镜、彩绘镜、花卉镜、草叶纹镜、螭龙纹镜、羽状纹镜、星云纹镜、四乳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三角儿何纹镜、三乳连弧纹镜，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铜华镜、日有熹镜、重圈铭带镜、云雷纹镜、博局镜、七乳禽兽镜、连弧纹凹面圈带镜、君宜高官四兽镜，变形四叶纹镜、夔纹镜、龙虎纹镜等二十六类，并根据各类铜镜不同的型、式结合以往的铜镜资料和墓葬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得出了这一区域汉镜的演变序列，这对于汉镜的研究无疑是更上一层。
此外，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图文并茂。除大量的黑白插图外，还有六十多张彩版，对有代表性的汉镜进行了重点介绍。在语言的表述上，融知识性，学术性、资料性于一体，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其可读性。《长安汉镜》虽为地域性铜镜的研究，但它所涵盖的内容之丰富，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引证的材料之翔实，在汉镜研究领域是空前的。著作对于全国汉镜分区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对本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作用。
注释
1.周世荣:《湖南出土历代铜镜》，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2.张英:《吉林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3.王世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4.湖北省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
5.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6.杨平：《陕西出土汉镜研究》，三秦出版社。
7.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汉代铜镜》，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8.商洛市博物馆：《陕西商县博物馆收藏的铜镜》，三秦出版社。
9.刘明科：《宝鸡市博物馆馆藏汉镜介绍》，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
10.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出土铜镜》，三秦出版社。
11.陕西历史博物馆：《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12.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对镜贴花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典藏铜镜集萃》,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13扶风县博物馆：《镜鉴千秋--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铜镜集萃》,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古代铜镜的功能及纹饰类别
2020级美术学张忆宁
中国古代的铜镜，从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多种功能，包括但不局限于照面、祭祀、装饰等等，从来没有一种青铜器能够在千年的延续中同时拥有这么多功能。镜子被生产出来以前，人们只能临水而照，通过水中的影像认识自己，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用专门的青铜器盛水照面，称之为“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铜镜被称为“铜鉴”。中国古代铜镜设计延续上千年，是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生活实用器物。铜镜是古代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用品，通过对铜镜器型、纹饰等各方面，在每个代表朝代的典型特征的研究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受各种古代思潮的影响下所制造出来的铜镜艺术品。更由于铜镜是唯一一种贯穿中国从原始社会到建国前所有历史朝代的物品，出土的铜镜基本完整、没有断代，铜镜的整体设计又极具时代特征，因此，研究铜镜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具有极高价值。
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四千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的铜镜反应了它的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铜镜；流行时期—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时期—汉代铜镜；中间衰落时期—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这几个阶段。从其中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镜子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远超日常使用的其他器具，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由此，古人对铜镜的感情也已经不止于实用，还加入了更多文化内涵和功能。
一、铜镜的实用功能
中国古代的铜镜并非天成，参考梁上椿先生的《古镜研究总论》1，铜镜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就拥有了照面的使命，如果不能饰面照形，镜也就不成为镜，也就失去了产生和存在的价值，因此饰面照形是铜镜最原始的功能。《木兰诗》中花木兰替父从军归来后：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顾恺之《女史箴图》描绘的也是古代女子临镜梳妆的场景。从铜镜的实用更能出发，古代的铜镜大体分为三种尺寸，小型3-8厘米，通常用绳子系于腰间，中型10-15厘米，是各时期都较常用的尺寸，通常置于妆台或墙壁上，使用完成由镜奁收纳，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铜镜出土于山东淄博的西汉铜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背部有五个柿蒂纹铜钮并刻有盘龙纹。尽管铜镜的主要功能是饰面照容，但因为铸造工艺难度较大，直至秦汉时期铜镜才逐渐普及。
二、铜镜的纹饰部分
汉代铜镜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因此镜子上的纹饰也不像之前那样单调了，因此也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根据铜镜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
学者们对于铜镜的分类有：
孔样星、刘一曼在《中国古代铜镜》中,将汉镜分为15大类：蟠螺纹镜类、蟠虺纹镜类、草叶纹镜类、星云镜类、连弧纹铭文镜类 、重圈铭文镜类 、四乳禽兽纹镜类、规矩纹镜类、多乳禽兽纹镜类 、连弧纹镜类 、变形四叶纹镜类 、神兽镜类 、画像镜类 、夔凤(双夔)纹镜类 、龙虎纹镜类。2
程林泉、韩国河的《长安汉镜》将汉镜分为：素面镜、蟠螭(虺)纹镜、彩绘镜、花卉镜、草叶纹镜、螭龙纹镜、羽状纹镜、星云纹镜、四乳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三角几何纹镜、三乳连弧纹镜、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铜华镜、日有熹镜、重圈铭带镜、云雷纹镜、博局镜、七乳禽兽镜、君宜高官四兽镜、连弧纹凹面圈带镜、变形四叶纹镜、夔纹镜、龙虎纹镜、铝镜、铁镜，共 28类。3
车正萍《试论汉代铜镜的纹饰》汉镜的分类一章中将汉镜分为：动植物纹镜、规矩星云镜、铭文镜、神仙灵兽纹镜、其它,共计5类。4
汪鹏飞在《安徽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汉镜的分类一章中分为:素面镜、蟠螭纹镜、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四乳铭文镜、四乳四虺镜、四乳禽兽纹镜、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重圈铭文镜、日有熹镜、连弧纹镜、铜华镜、其他铭文镜类、丹阳镜、博局镜、画像镜、多乳禽兽镜、神兽镜、龙凤虎镜、其他镜类，共21类。5
总结上述纹样，可大致分为以下六大类：
1.动物纹样
西汉早期的铜镜，动物纹饰以战国时期纹饰为基础，而且不断发展，其纹饰较为简单。线条使铜镜纹饰具有律动性和舒畅性，线条流畅，自由飘逸，按一定规律排列。到了西汉中晚期，铜镜上的地纹逐渐消失，铭文出现。铜镜以四乳为基点，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此时四乳镜按动物纹饰可分为四乳四虺纹镜、四乳四神纹镜、四乳禽兽纹镜、四乳禽鸟纹镜、四乳四兽纹镜、四乳龙虎纹镜等。
2.神兽纹样
东汉中晚期，铜镜动物纹饰中出现了神兽题材，有了新的表现手法:浮雕式和轴对称纹饰布局。以神兽为主题的纹饰，在装饰手法上采用高浮雕，主题纹饰更加突出、立体。卷云纹环绕在圆形铜镜的边缘，绕铜镜一周，造型优美，光彩夺目，不仅为铜镜增添了装饰效果，而且使铜镜的装饰元素愈加丰满。
3.植物纹样
主要是包括：花叶纹、草叶纹、柿蒂纹等等。草叶纹主要出现在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中；柿蒂纹在所有汉镜中都有出现，一般出现在镜的中心，包围着钮座。汉代是最富有想象力和最具浪漫气息的时代，这种浪漫在艺术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正如李泽厚所说:“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汉代铜镜中植物式纹样多为夸张的线状或面状。纵观其植物纹形态，线条简单、流畅、细腻，多以简单的曲线为主，曲线上下、左右穿插，节奏感、运动感十足。在植物式纹样的刻画中不注重对内涵的把握，不在意传统的细节的纠缠，反以夸张变形的姿态带给人联想和想象，正如花卉纹中那硕大饱满的叶片，两片硕大的叶子用力地向四周延伸伸展，带给人生命力十足的力量感和运动感。
4.几何纹样
主要是包括：连弧纹、连珠纹、重圈纹、锯齿纹、光芒纹、乳丁纹、菱形纹、“山”字纹。前五种纹饰在大部分铜镜背面作为基本的镜缘装饰纹样出现。乳丁纹则主要是对铜镜纹饰进行分区。菱形纹和“山”字纹在战国时期就有出现，所以说明战国铜镜对西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5.人物纹样
在陕西出土的任务画像镜中主要的人物形象有：西王母、东王公以及一些象征铜镜主人的画像。
6.铭文纹
铭文在汉代以前的铜镜上很少出现，到了西汉才大量出现。
三、铜镜的祈福功能
尽管饰容照面是铜镜的主要功能，但复杂的工艺、高昂的成本使得铜镜不仅仅可以用来饰容照面。我国最早出土的铜镜是1975年齐家文化的铜镜，此镜小且含锡量低，加之边缘的小孔，所以猜测在当时更多强调的是铜镜的装饰性功能，通常小型铜镜的作用就是装饰，《左传·定公六年》中说“定之果鉴”，西晋学者杜预注释说“浆带而以镜为饰也。”不只局限于人，在唐代铜镜装饰建筑物也尤为常见，建于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的长安清思殿极为典型，新殿建造耗费铜镜三千片，金银薄十万片，唐代的寺院内也大量张挂铜镜，既用于供养，也作为装饰，此时铜镜的照面功能就已经完全让位给装饰功能了。比如萨满教巫师的护头镜、护心镜、护背镜，南方沿海妈祖信仰的朝拜习俗，藏族老人歌颂格萨尔王时使用的配饰，维吾尔族以镜为饰的作法。西汉时期开始，铜镜背面逐渐出现铭文，铭文内容也大都表达了当时人们渴望安宁和平环境，祈求美好的心理。西汉末年至东汉铜镜上的祈福语句发生变化，大致可以将人们的祈求分为三类：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多子多福，追求高官显爵。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追求限时享受。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此时的祈福语也变得有文采。到了宋代铜镜的形状虽然多种多样但祈福用于却不多见。明清时期，铜镜已经进入衰落时期，铜镜上的祈福用于也变得非常简略，内容也毫无新意可言。
四、铜镜在宗教信仰中的位置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宗教，宗教形成以后又会反作用于社会，成为社会中诸多控制系统中的一部分。道教形象也在战国秦汉时期出现并在唐代成熟，由最初的半人半兽，变为了与人类更为相似的仙人形象，在道教中，除了纹饰的宗教性，铜镜也是道教修行仪式的重要法器之一。铜镜的佛教形象运用可以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神兽镜、四叶八凤镜、东王公西王母都是较为经典的形象，佛教的铜镜与道教功能相似，主要作为法器使用，佛教称之为“业镜”，佛塔塔身镶嵌业镜，镜纹朝里，镜面朝外，驱邪镇塔。
五、镇宅驱邪功能中的铜镜
古代武士甲胄的后背或前胸位置多嵌一块铜质护心镜，民居建筑大门顶端多嵌一块小圆镜，如今多为玻璃材质，传统婚俗中，铜镜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驱邪工具，丧葬活动中，铜镜也被置于墓穴顶部或棺床四角。
六、具有广告性质
中国古代铜镜纹饰中的铭文始于战国末期，铭文的广告作用则大致出现于汉武帝后期，社会安定人们安居乐业，手工业发展，行业竞争导致广告出现，较为经典的是“汉有善铜”博局纹丹阳镜，唐代始铜镜铭文出现工匠名字，宋代出现镜子作坊。铜镜铭文可以称作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
注释
1.梁上椿:《古镜研究总论》，北平彩华印刷局1944年版。
2.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3.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4.车正萍:《试论汉代铜镜的纹饰》，中央民族大学2004届硕士学位论文。
5.汪鹏飞:《安徽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安徽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