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神图案研究综述

2020级美术学  张单璐 于亚丹

一、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数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四神的不断发现与发掘，四神的相关文物才得以重见于世人眼前，才得以深受社会各界学者的关注。迄今为止，国内，人们对四神为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神的起源及演变;四神纹少量器物的收藏鉴赏、分类归纳及分析探究:四神图像纹饰的分析和元素提取，及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多是以汉代墓室壁画和汉画像的形式从多种角度入手探讨，如程万里的《汉画四神图像》(2012)1这一书籍就是把各种用品和实用工艺器物上的汉代四神图像进行了十分详尽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从四神图像的渊源、汉画四神图像的兴盛、汉画四神图像的艺术分析、汉画四神图像的内涵和汉画四神图像的影响与演变这五大方面进行阐述，这对论文初期资料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还有一些从铜镜、瓦当等器物方面对四神纹进行研究，多是以汉代出土最多。程万里认为出土的汉瓦当也是汉画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门类2。汉瓦当四神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造型艺术设计、文化内涵和纹样考究等这些方面，如:李南芹在《汉代“四神”瓦当之纹样考》(2013)3中主要对汉代“四神”瓦当纹样之源流进行阐释及探究:杨璐在《汉代四灵瓦当造型设计及文化意涵》(2019)4中对汉代四灵瓦当图案进行探讨，进而了解四灵文化内涵与造型表现，还有赵志生的《从汉代瓦当“四神”图形解读秦汉的造型艺术》(2004)5、吴公勤的《浅析汉代四神瓦当》(2002)6等都是对四神图像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与探究。比如:柯昌华在其《关中地区汉代瓦当“四神纹”浮雕艺术研究》(2012)7一文中少见的以地区为界，通过对其造型语言、构图原理、表现方式、装饰手法、制作技法等的研究和探讨，发掘作品深邃的审美内涵和价值意义，还有毛磊在《陕西地区秦汉云纹、动物纹瓦当纹样研究》(2014)8等从地域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探究。又比如:郑鸿飞在《汉代四神瓦当纹饰在标识系统中的应用研究》(2018)9中主要把汉瓦当四神图像与标识系统结合在一起所做的探究，具有实际应用作用，还有张贺的《汉代瓦当纹样探究及对现代设计的影响》(2018)10、刘姝婷的《基于现代平面设计理论的秦汉瓦当纹样的应用设计研究》(2020)11等都是从现代设计的角度对汉瓦当四神进行研究。
       对画像石四神图像的研究多是从发掘出的石墓、汉墓、石祠中考察探究得出，而从汉代的考古研究发现，画像石、画像砖最为突出，而其中四神图像作为一部分也有一些研究。比如:乌琼在《沂南汉画像石墓四神图像分析》(2015)12中阐述了四神画像在沂南汉画像石墓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邹雨辰在《论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四神图像》(2017)13中通过对四神图像起源的追溯，分析其方位排列和图案形象的组合来探析其所代表的不同内涵:蔡惠萌的《画像石“朱雀铺首衔环”图像演变及美学意蕴---以汉代上郡、西河郡地区汉画像石为例》(2018)14就是对四神之一的朱雀组合图像进行一个地域的探究。还有谢娟玲的《陕北东汉画像石中动物图像研究》(2021)15等都是在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墓中对四神图像或其中一种图像进行探究。也有其他朝代的，如:白婧芸的《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的文化渊源及其发展脉络》(2020)16、谢盈盈的《南宋川南墓葬中的四神图像研究》(2013)17、毛建明的《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墓葬中所见的四神图像研究》(2020)18。
       对于铜镜的研究，也多是汉代出土的较多，特别是新莽时期开始盛行的神兽镜，比如:王彤的《关中地区出土汉魏时期神兽镜纹饰研究》(2021)19、王双双的《汉墓出土禽兽纹带镜初步研究》(2013)20等。对四神铜镜也有一些研究，如:程万里的《汉代铜镜中的四神纹饰研究》(2008)21、司学标的《汉代四神镜上的虎纹》(2014)22、娄建红的《汉四神铜镜探微》(2010)23等。
       还有就大方向从四神图像或其中一两个图像进行研究，如:王子雯的《汉代四神图像造型艺术研究》(2020)24、侯茹的《“四神”在汉代的符号表现及其造型研究》(2013)25、牛天伟的《汉代“四神”画像论析》(2013)26、杨悦随的《汉代“四神”图像的美学研究》(2021)27等。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四神图像的研究，就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所获得的资料十分有限，大多是从四神的神话传说角度和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去探究四神的概念、线条的运用、符号的信息传递，或是对汉画像壁画和汉画像石宏观方向的研究。比较的泛泛而谈，从具体的文物上去分析四神图案的较少。比如:美国巫鸿的《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28仅涉及到四神图像在星象图方面的介绍以及其反映的汉代人的思想观念内容。日本林巳奈夫的《对洛阳卜千秋墓壁画的注释》29”是对具体的墓室壁画进行单项的研究。

三、前人研究成果总结
       从前人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四神图像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大体趋势都是由一般到具体，从文献到图像实物。
       2.最初对四神图像的研究多是局限于古籍和古文献中所记载的资料,现阶段研究多是以实地考察得证(获得一手高清照片或是访问这方面的专家)，加上通过古人的记载得知更多的文字和图像信息，补充到研究资料上，提高了研究的精密度、准确性。
       3.注重某一朝代的某一种或多个器物的研究，而对于地区整体区域的研究明显较少。
       4.对于四神的艺术价值和应用，多数是具体的艺术形态做应用研究，不完全涵盖四神图像的艺术精神和现实价值。现在一些学者就开始以某一地区或流域研究四神图像，未来四神图像的研究趋势或许在这方面研究的更多更全面，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到各个地域之间的四神图像，展现华夏璀璨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四神图像，汉代研究的最多，其他时代研究的较之少有，这是目前研究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注释
1.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3.李南芹:《汉代“四神”瓦当之纹样考》，《美术教育研究》2013年第23期，第35-37页。

4.杨璐:《汉代四灵瓦当造型设计及文化意涵》，《汉字文化》2019年第20期，第154-155页。

5.赵志生:《从汉代瓦当“四神”图形解读秦汉的造型艺术》，《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93-97页。

6.吴公勤:《浅析汉代四神瓦当》，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38-39页。
7.柯昌华:《关中地区汉代瓦当“四神纹”浮雕艺术研究》，西安美术学院2012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页。

8.毛磊:《陕西地区秦汉云纹、动物纹瓦当纹样研究》，郑州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

9.郑鸿飞:《汉代四神瓦当纹饰在标识系统中的应用研究》，西安工业大学2018届硕士学位论文。

10.张贺:《汉代瓦当纹样探究及对现代设计的影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27-29页。

11.刘姝婷:《基于现代平面设计理论的秦汉瓦当纹样的应用设计研究》，苏州大学2020届硕士学位论文。

12.乌琼:《沂南汉画像石墓四神图像分析》，《齐鲁艺苑》2015年第1期，第84-87页。

13.邹雨辰:《论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四神图像》，《美与时代(中)》2017年第10期，第140-141页。

14.蔡惠萌:《画像石“朱雀铺首衔环”图像演变及美学意蕴---以汉代上郡、西河郡地区汉画像石为例》，《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94-109页。

15.谢娟玲:《陕北东汉画像石中动物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1届硕士学位论文。

16.白婧芸:《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的文化渊源及其发展脉络》，吉林大学2020届硕士学位论文。

17.谢盈盈:《南宋川南墓葬中的四神图像研究》，重庆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

18.毛建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墓葬中所见的四神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0届硕士学位论文。

19.王彤:《关中地区出土汉魏时期神兽镜纹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1届硕士学位论文。

20.王双双:《汉墓出土禽兽纹带镜初步研究》，郑州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

21.程万里:《汉代铜镜中的四神纹饰研究》，《美术观察》2008年第2期，第109页。

22.司学标:《汉代四神镜上的虎纹》，《收藏》2014年第21期，第52-53页。

23.娄建红:《汉四神铜镜探微》，暨南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

24.王子雯:《汉代四神图像造型艺术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20届硕士学位论文。

25.侯茹:《“四神”在汉代的符号表现及其造型研究》，《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第2期，第106页。

26.牛天伟:《汉代“四神”画像论析》，《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14-122页。

27.杨悦堃:《汉代“四神”图像的美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21届硕士学位论文。

28.[美]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历史文物(台北)》1996年第4期。

29.[日]林巳奈夫:《对洛阳卜千秋墓壁画的注释》，《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四神图案研究

2020级美术学  于亚丹

一、四神在星宿中的起源

      起源于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四神最早是源自于星辰研究。四神是指星辰的方向并且受到五行学说的影响。古时候研究星辰的人观察天空，发现地球在不断围绕着太阳转动，于是也就产生了四个不同的季节。在古人对于星辰研究的史书中，《易传 ·系辞上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1这其中“四象”即：东龙、西虎、南雀、北龟蛇（玄武)四组动物。这四大动物就是后来被誉为我方神灵的四神，再而后又它们被赋予了颜色特征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青龙（青色为木），白虎（白色为金），朱雀（赤色为火），玄武（黑色为水）。古天文学家还将这二十八星宿划分为四个方位，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每到冬春之交的傍晚时分，苍龙显现；到了春夏之交的傍晚时分，朱雀上升；到了夏秋之交的傍晚时分，白虎露头；到了秋冬之交的傍晚时分，玄武升起。

图1 星宿图

二十八星宿（诗歌）

角亢氐房心尾箕，井鬼柳星张翼轸，

奎娄胃昴毕觜参，斗牛女虚危室壁。

       这首出自古代的二十八星宿歌，现已被许多研究学者看做是古代星宿研究的重要参考之一。在二十八星宿的最早记载源于《周礼》，《淮南子》和《甘石星经》之中也有很多关于二十八星宿的记载，比如它们的具体名称，距离等等。二十八星宿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们起源之早不仅仅是从古书籍记载之中，还有考古挖掘的文物作证。比如在距今将近五千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考古挖掘发现中心45号墓内的蚌塑图像，有一幅北斗与二十八宿龙虎星象的天文图，与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的二十八宿漆箱盖面星象图竟然一模一样。足以见二十八星宿文化的起源是早在几千年之前的。

图2 天文图

       关于这二十八星宿的命名，在《吕氏春秋·有始览》就有记载以显示它与商代的四正四维观念有着很大的联系。四正对应于四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中央黄龙，为了方便记忆，它们都是观测中采用附象的方式来描述和命名。

    《尚书·商书·太甲中》记载：“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乌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2 其中，每七宿有一主，名为“正日”，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那时候商代还没有春夏秋冬的季节概念，所以以四方神和四方风取而代之。

二、四神的图像研究

       1.青龙

       与龙不同，龙是中华文明的图腾，而青龙则是守护东方的东方之神，属于上古时代的神。

       青龙的形象众说纷纭，源头的说法有很多。主要是因为自数千年前无史书可考证的时代起，一直到殷商，周代，春秋战国以至先秦时代，龙的形象就已经开始在各个地方出现，就连具体形象也不统一。

       （1）上古时期

       中国人对龙的崇拜，从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出土于兴隆洼文化辽宁查海遗址由近20米长的花岗岩石块堆塑而成。大约已有8000年历史。

图3 辽宁查海遗址石堆塑龙

       （2）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龙由图腾时代原始的龙形象变成真正的龙纹。商王朝非常重视宗教与巫术，也就十分重视宗教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青铜器的铸造。青铜器上有各种象征性的纹饰，向人们展示应崇拜的神灵，求其保护。这种纹饰中，龙纹成为主要的部分。 

图4 龙形觥 藏于山西博物院

       于山西挖掘出的商周时期姜子牙岳父的墓地之中就发现了像青龙一样的“龙形觥”，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于博物馆。 

       （3）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龙以蛇形为主导。龙在上古时期就为人们所崇拜，但先秦时期的专制制度不断加深，君权之日益膨胀，帝王之家凭借政治优势，将龙据为己有。《吕氏春秋》中，便有将晋文公“喻之为龙”的记载，其后有秦始皇称“祖龙”之说3。秦汉以后，龙已定型为帝王化身，皇室专利。

图5 妇好墓出土玉龙 商

图6 妇好墓出土玉龙 商

       （4）汉代至唐代

       龙的形象细长宛如一条蛇，整体瘦长有的有翼有的无翼，还有的长着长而弯的牛角，有的长着野兽的足，有的长着鹰爪。

       到了东汉，龙的形象变得壮硕起来，甚至是像虎形一般。这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如同鹿一般的角了，并且大多都有翅膀。整体形象偏向老虎，外加一些其他的动物特征。后来建安时期到魏晋，龙的体型又变得比较细长起来，有些有鸟的翅膀，腿也较长。从汉代开始龙的刻画越来越写实细节也越来越丰富。但同时，蛇在逐步失去它的主导地位——大约到东汉时，龙已经长出了4条长腿完全摆脱蛇体进入走兽体时代。跟蛇形体的龙相比走兽体的龙不仅仅有长腿，还有明显的颈部，粗壮的躯干和细长的尾巴看起来更像虎或者马，学名“走龙”。“走龙”一直从东汉延续到唐代。不过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唐代时，龙除了仍然保持着4腿站立的姿态外其他细节方面，尤其是头部的造型，已经跟今天看到的龙很像了。

图7 四神瓦当 西汉

       南北朝到宋朝时期龙是一种细长但形态似虎的形象，并且开始出现火焰围绕了，四肢上也开始有一些长毛。

       唐代铜走龙，弓背站姿，昂首似吼，肩生羽翼，躯覆鳞甲，尾从左后腿中缠绕穿出。满鎏金，金水多脱落。一只略微发福的唐代走龙。

       （5）宋代 

       时间来到宋代之后龙终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形象，且从那时开始，龙的造型基本上没有再发生过大的变化。如此关键的转变之所以发生在宋代，是因为北宋时画坛出版了一份标准版的《画龙指南》对龙的形象来了个统一规定。北宋画家董羽和郭若虚都曾提出过画龙的两大标准——“三停”“九似”，虽然两个人的版本略有不同，但相差并不大。所谓“三停”，是把龙身从头到尾分成三段。每段都要有转折和粗细变化，而“九似”则是说，龙的角、头、眼、颈、腹等9个部位，分别像9种动物，这样一来，画龙的时候就有了具体的依据和参照对象，而按照这套标准打造出的龙，形象也终于做到了全国统一。唐宋时期的龙更像蛇，因为全身有了鳞片，宋时可能借鉴了狮子形象头颅附近增加了兽毛。唐代的时候龙有了分叉鹿角，且龙翼都变为了飘带。

图8 陈容《九龙图》南宋

图9 唐代鎏金铜走龙 现藏西安博物院

       （6）元明清

       从元代开始，龙纹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成了皇家专用。既然是皇帝用的东西，肯定不能马虎对待，于是有关龙的细节不断完善，规矩也越来越严格。在“三停”“九似”之外又出现了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须髯，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两角、六发、十二脊刺等等的严格规定，龙的造型也随之变得更加丰满充实。

图10 鎏金铁芯铜龙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龙图腾产生的基础是源于远古时期的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那时候的人类太过弱小无法支配自然的资源，于是只能崇拜比自己强大的自然力量。当人们在看到各种各样的异兽时，将这些动物拼拼合合最终变成了类似于龙的形象。传说是黄帝在击败蚩尤及炎帝部落时，建立起部落联盟之后将各个氏族的图腾拼合在一起，才有了龙的图腾。

       2.白虎

       白虎是战神、杀伐之神。古代的许多大将都被说是白虎星转世，比如薛仁贵父子二人。白虎具有避邪、消灾、祈求丰收以及惩恶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等多种神力。白虎象征着军队，武力，历史上许多与军事有关的事都与白虎挂钩，如白虎兵符。为了驱邪，在汉代墓室的墓门上有时也会刻画白虎和青龙图腾。在汉代的五行观念中白虎被视为西方神兽。

       最早象征二十八宿中的西方七宿，于四象为少阴，在五行则为金，是主西方、秋季的神灵，汉代之后五行又与“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相联系，成为了“仁义礼智信”中信的象征。

       汉时有白虎祠，未央四祠之一，浙江会稽等地有在正月十四祭祀白虎神的旧俗。根据考证，对白虎的崇拜曾出现于古羌戎族，时至今日，中国的彝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仍称白虎是其祖先。认为被叫做“利巴”、“白帝天王”的白虎星君下凡生七男七女，究其源头当是星宿神话在楚国对虎崇拜下的流变。

       其实，虎作为战争之神以及民间流传的保护之神，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人们对于老虎作为丛林之王的恐惧。既然是百兽之王那必定是人人闻之色变，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更别说是碰到老虎这样的猛兽。于是由震慑力产生的恐惧慢慢转变为一种崇拜，部落开始将这样一种动物供奉为图腾，以保佑氏族百战不败。

       据考证，虎的形象在古羌戎族也有出现，但在我国西南地区最为流行。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的兽面和殷商青铜器上的兽面都与虎的形象相似。

       白虎在汉代墓室及画像石中出现次数很多。比如下面这套完整的墓门由楣、框、扉形一石组成，门楣、门框以阴线刻成规则严整的几何纹图案，两门框下刻由龟蛇组成的玄武，门扉中刻铺首衔环，铺首顶雕朱雀，在扉环下雕青龙、右扉环下雕白虎。

图11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四神墓门

       河南省南阳地区发现的一大约在西汉汉景帝年间的古墓中，考古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古墓中带有奇怪图案的石板，正是墓中的画像石。据专家称，此次在西汉古墓中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石，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年前汉代贵族们的生活场景。在众多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块画像石显得最完整、生动，专家将其视作是“南阳汉墓中的第一珍宝”。该汉代画像石中的图案，为一人与一虎，图中人物与虎皆以黑色阴影表示，人体关节、虎皮花纹则是以空白替代，二者之间似乎是在进行对峙，亦或是相互争斗，在以云气纹为背景的构图中，显示出气氛的紧张与凝重。

       这块画像石讲的是《东海黄公》的故事。

图12

       3.朱雀

       夏季及赤红色的代表，是南方的神兽。朱雀有七宿————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张宿，翼宿，轸宿。朱雀亦称“朱鸟”，形体似凤凰，南方之神，在中国朱雀有多种变体，凤凰，九头鸟，玄鸟，不论何种变体均是象征生命和繁衍，而且朱雀是太阳的象征。《山海经·南次二经》记载了朱雀的形象：“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朱鸟，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4

       因为朱雀星宿群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只鸟的样子，因此古人也就勾画出了鸟状神兽的具体形象，同时让其周身被火所包围——这也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形象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有很多人认为朱雀就是凤凰，实际上凤凰是在朱雀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作为四神之灵和星宿之灵的朱雀与作为百鸟之王的凤凰有很大的不同。朱雀为四象之一，是道教推崇的版本，蕴藏了上至天象星宿、下达五行风水的道教理论。而凤凰是儒家推崇的礼教版本，体现了进取、祥和、仁义等儒家思想。道教中朱雀称：“陵光神君”，拥有火焰之力，它保护着南方的土地并镇守南宫星宿。只不过收到近代西方凤凰（不死鸟）浴火重生的影响，在认知上将朱雀当凤凰。

       先秦时期，朱雀是无人不知的神兽，百姓们都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是被朱雀带到天上去的，因此对朱雀很是尊敬崇拜，朱雀的形体很像鸟类，又被称为“朱鸟”。在先秦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春秋战国，古人认为朱雀能引领逝者通天，就在棺木或者门阙上雕刻或漆画朱雀，目前此类文物发现不在少数，但多数为漆画或石雕。  

       汉代墓室也时常将朱雀的形象刻在墓室门板上，这是因为朱雀在四神中象征太阳，而旺盛的阳气正是充满阴气的墓室中所缺的，古人喜欢阴阳相衡的状态，而且将朱雀刻在门板上也有利于驱赶一些阴魂，辟邪。

图13 朱雀纹画像石 东汉（25-220年） 出土于江苏徐州睢宁双沟

图14 西汉朱雀纹瓦当

       下面这件瓦当出土于东龙山汉墓，整体呈圆形，泥质灰陶，断为两块，经修复完整，整个瓦当当面模印一只奔走状的朱雀，腹部残缺，形态生动逼真，口衔宝珠、尾翘卷起,显得威严凶猛。

图15 汉代朱雀纹瓦当   来自商洛市文化

         4.玄武

       是代表冬季的北方七宿之神。中国古代常常认为蛇和龟是灵兽，象征着长寿，汉朝以前的贵族喜欢佩戴用玉制作的有龟图案的配饰，这一点日本也受到了长久的影响。《礼记·曲礼上》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所以“玄武”乃龟蛇。5《楚辞·远游》洪兴祖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6‘玄武’为蛇合体、龟与蛇交。”汉后道教认为玄武是护法神，称执冥神君，后为真武大帝。

       龟武乃龙首鳌背麒麟尾，它们是上古神兽腾蛇及赑屃的演变，也是北方民族龙图腾跟龟图腾的融合，龙蛇原是一体，鳌是龟的演变，即龙之子赑屃的前身或另一种称呼。

图16

       玄武是两种崇拜所交合的神灵，即“龟崇拜”，“蛇崇拜”，和“龟蛇交合”的崇拜。对龟的信仰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形成了 ，人们用龟壳做占卜去解读龟壳纹所代表的意义，人们用它刻字，把它用于祭祀，将龟与神明联系在一起，与长寿联系在一起。在那时候看来，龟的寿命如此的长久以至于完全超出了他们理解的范畴，所以他们认为龟的力量可以超越生与死，在冥界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力量。在龟崇拜之后就是蛇崇拜了，其实远古时代就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身蛇形的神话了，比如女娲伏羲，就是人身蛇形，这源于那时候的生殖崇拜。蛇这样的动物在古代也是为人人所畏惧的，它们以较小的身形能吞掉比自己大的多的动物，而且它们敏捷迅速，又有极其致命的毒液，有些氏族便将它作为图腾。蛇在古代也被认为是冥神。《海外东经》中就提到：“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7 说明蛇和龟一样也是冥世守护者，抵御外者的侵犯。于是，人们心中就有了龟与蛇结合在一起的形象了。

       汉代之前，玄武还只是神龟的形象。汉代以后瓦当、壁画、砖雕、墓葬石刻中的玄武，在神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蛇的形象，这是由于人们发龟中的摄龟（又叫陵龟、夹蛇龟）生性喜欢蛇，常常负蛇而行。在汉代以后的壁画、瓦当(古代建筑中屋檐最前端的挡片)、砖雕中，玄武形象发生了变化的原因据是因为古人发现龟中的摄龟喜欢吃蛇，摄龟如果在爬行的时候遇到蛇，就会上去会与之搏斗，胜利后，摄龟就会把蛇驮在背上，带到隐蔽处去享用美食。古人受此现象启发，才将单纯的玄武神龟图案衍生为龟蛇缠绕、两头相斗的图案，以此来突出玄武的勇武威猛。

图17“天之四象”的韘形玉佩

结语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这都说明了传承中华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重任。四神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环，同样需要我们去铭记与弘扬。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也应该具有现代的社会理想与知识修养，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还是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前四神的文化存在着割裂现象，传承与弘扬方式都较为单一，但在如今的现代化潮流下，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四神文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重回大众的视野里继续发展，继续传承。

注释 

1.《易传 ·系辞上传》，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1章。

2.《尚书·商书·太甲中》，中华书局2012年版。

3.《吕氏春秋》第十二章，中华书局2011年版。

4.《山海经·南次二经》，中华书局2021年版。

5.《礼记·曲礼上》，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

6.《楚辞·远游》，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28页。

7.《海外东经》，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