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历史与人文

                  班级：2019级艺术设计学

                           姓名：束永康

                           学号：20195001119

【摘要】：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关键词】：陕北地区 人文 历史变迁

目录：

一 陕北地区的历史发展

二 陕北地区人文历史

三 陕北地区民俗文化

结语

参考文献

一、陕北地区的历史发展

   首先，陕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陕北大地气候温润，水丰林茂，是原始人类渔猎耕种的理想家园。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无定河流域和北洛河流域发现了晚期智人的化石，这些古人类被分别命名为“河套人”、“黄龙人”、“金鼎人”，他们的体质已接近现代人，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特征，生活的时代约为距今三到五万年，这就表明，至迟在距今三到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陕北已经有古人类生息繁衍，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其次，陕北是中华民族圣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关于桥山的地理位置，或说在汉阳周县，约在今子长县境内，或说在旧中部县，即今黄陵县。不管桥山在子长还是黄陵，总之都在陕北。辛亥以来到黄陵祭祀黄帝渐成风尚，2006年黄帝陵祭典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北既是人文初祖黄帝及其部族活动地域，又是黄帝葬处，因此自然是中华民族的圣地。据陕西省文物普查资料，全省共发现史前时期遗址4200余处，其中陕北的延安、榆林达2000余处，因此，黄帝陵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探索“黄帝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黄帝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都可以在陕北找到相应的考古学遗址。在陕西丰富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陕北均占有一半以上，而且既同关中周边同时期文化相互影响，又显示出许多地域性特点，如数量较多的石城堡、窑洞式的民居和大型聚落、极具地域特色的三足陶瓮和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近年来还发现有夏商时期的遗存，有着从史前到夏商的文化发展序列。神木石峁规模宏大的石城遗址、祭台和大量精美玉器，向我们透露着文明前夜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文化，在陕北都有大量的相应遗存。陕北考古工作的开展，加之传统文献的记述和学者的考证，使我们对陕北是黄帝及其部族的发祥地这一认识更加自信。

再次，陕北是中国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长达十三年之久，其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的奠基时期。

由于历史变迁，陕北许多地名演变较为复杂。各民族的迁徙杂居造成有些地名至少包括三重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产生较早，可以称为“底层地名”。发掘研究“底层地名”可以了解掌握古代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

  这些地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如延安，延长，延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二是以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历代兄弟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绝大多数是双音、三音。其中有所谓“代北复姓” 和“关西复姓”。代北泛指汉晋时期代郡和唐代以后代州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居住过北方少数民族。关西指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甘肃等地区，也是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今陕北洛川、宜川、富县、延长就有不少以北方少数民族复姓命名的地名。

二、陕北地区人文历史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习俗不仅随着历史的纵向发展而改变，而且在空间横向联系中，不同地区、不同的民族也总是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习俗具有联系传统与现实的性质，它不仅是以往已经消逝岁月的文化痕迹，也是当时、当代社会正在进行演变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习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的各个角落，万象纷呈、异彩缤纷，它既表现为一定物质的、有形的、可直接感觉到的具体事物，同时又表现为观念的、无形的、只能意会和理解的抽象形式。一般情况下，一个区域内的人们在生育、寿诞、婚姻、丧葬、衣食、住、行及祭祀、交际等方面的风俗习惯，最能体现该区域习俗文化的特点，是习俗文化规律性最强，习俗化特征最明显的部分，当然在这些生活习俗的表象之下，真正起作用的依然是这个区域社会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及社会心态。陕北的习俗是陕北人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社会风俗与社会生活习惯，是陕北文化系统结构中最重基本的要素之一，是陕北文化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解读陕北文化区域普遍存在的习俗的特点，是认识陕北区域文化特征的一把钥匙。陕北人的饮食烹饪习惯以熬食为主，其中手抓羊肉、风干羊肉、羊杂碎、腌酸菜、大烩菜、熬豆角、熬土豆、炸油糕、油馍馍、煎饼、荞剁面、荞面圪坨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传统风味小吃，多与在陕北居住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有关。如炒米、炒面、奶茶、奶酪，就与蒙族习惯相同。陕北人还喜欢散生葱、蒜、韭菜等来调味，这与契丹、女真及其后满族的饮食习惯传入有关联。与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比较，陕北人的传统肉食以羊肉、鸡肉为主，极少食用马、骡、驴等大牲畜肉，鱼类食物也很难在传统食谱中找到，只是近代才开始在城市居民中普及。

旧时陕北人多穴居陋处，有浓厚的原始遗风。窑洞是自古以为最具陕北民居的代表性的建筑，陕北有半地穴式土窑洞，有秦汉以扣的崖面式土窑洞和明代后期开始的青砖窑洞，稍富裕者，用石头或砖砌成窑面（俗称接口子石窑）。更富裕者，则整体全用砖、石加工砌成，门在用细凿凿出石面，或用水磨砖砌合，窑前再加穿廊和抱厦，颇为实用、壮观，窑上门窗加工或各种纹样图案，增加美感。更有少数极富人家，将空洞建筑与庭院建筑结合，门前蹲石狮，大门修门楼，门内有照壁、厢房，庭院分为二进、三进、三院、五院多种，与正窑、下院松成和谐有序的整体结构，极尽洞居室之实用、华美。窑洞是最具陕北特色的民居文化现象，其建筑就地取材，依山傍势，冬暖夏凉，充分显示出与自然、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体现了陕北民众平和、宁静、现实的审美心态。

陕北的习俗文化，是陕北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长期生活实际的积累，各种习俗事象，无不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时代发展序列中，每一代都在前辈所创造、积累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从事活动，把前一代人活动的终点作为这一代人活动的起点，同时又超越前辈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和诸种已形成的习惯，革故鼎新，生生不息。每一代居民都以自已的新创新加入到绵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使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积累不断变异、更新。正是这种历史进程，真实地记载、反映了陕北地区民众生活的精神风貌和观念态势，显现了陕北地域习俗多元性特征，使得陕北区域文化为之丰富、充实，并充满了个性。

三、陕北地区民俗文化

  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传统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陕北民歌的起源，源于陕北历史的变迁。“陕北”顾名思义就是陕西省北部地区，泛指延安市和榆林市。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初期演变：在历史上，陕北、河套地区一直是中原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掠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艰难并存。蒙元政权失败以后，华夏民族基本实现了一统。明朝时期，政府多次组织从晋西、晋中、晋南以及南方人口密集地区向陕北移民，由于移民中以晋地人居多，便使陕北形成了以晋语系为基础的语言。晋语系以强大阵势占领了陕北高原，同时也带来了以晋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清末，民歌表现形式逐渐成熟，形成了一定的曲调。曲牌，一直流传下来，明末农民起义在陕北暴发时期产生了《迎闯王》，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等歌曲。清朝中期，政府对长城沿线和河套地区的土地进一步开放，吸引了陕北各县大批男子汉北上打工贩运，形成了“走西口”运动。在与家乡离别，和路途的艰辛中形成了大量“走西口”民歌如：《走西口》《赶牲灵》和《泪蛋蛋抛在沙嵩嵩林》等。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同时说书也是陕北的一种民俗特点，陕北说书是一种古老文化的现代延续。我们相信，盲说书人的祖先源自一个地位显赫的重要群体，他们的说唱起源于古老的仪式，由对神灵的重复呼告和祈祷而韵律化，逐步发展到简单的叙事，并向着英雄和历史的方向演进。时间降低了先秦瞽蒙的地位，盲说书人的祖先未能发展出如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的史诗巨制，他们被迫离开宫廷，沦为靠乞讨为生的行吟者。他们延续了传统。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未被文字和书写所侵扰、充斥着大量文盲的乡村社会，成为他们新的天地。随着新的外来宗教叙事的蔓延，他们受到影响，由简单的行乞歌，发展为具有浓郁的劝世主旨、固定文本体制和表演仪轨的艺术形式，并成为推动文学史和人类口头文化演进的巨大动力。“口头传承的死亡并非在书写被采用之时，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传于歌手中间之时。”死神并未按着洛德所预言的方式如期而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一辈说书人是目无所见的盲人，即使有人读给他们听，他们所受书面文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对于他们来说，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不会轻易地改变。20世纪70年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将现代工业文明带入古老的黄土高原，新的媒体和娱乐方式迅速进入千家万户，说书被挤出乡村娱乐中心的地位。说书人连续两个月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说家书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年轻的说书人来说，这是好事——至少他们不必为自己会说的书太少、不得不打重本而担惊受怕了。家书仍然存在，并且向城镇延伸，但很少出于敬神还愿的目的，取而代之的是乔迁新居暖窑、给老人过寿、小孩子做满月等庆典。这种场合中的表演通常是短暂的、不连续的。即兴的奉承和短篇笑话成为演唱的内容，传统长篇大本曲目失去了表演的场所，逐渐被人们遗忘。2006年5月，陕北说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写入“文化记忆”的网络中。面向新的未来，新一代说书人必须面对挑战，并在保持传统和适应时代之间做出艰难选择，他们也许会创造属于他们的辉煌。然而，对于持续了千余年的传统来说，过去的岁月将一去不复返。无论如何，让我们再次聆听，并永远记住陕北黄土高原上那浑厚苍茫的声音——

弹起三弦定准音，各位乡亲一声请。开口不把别的拉，说一段故事大家听。

结语

  从现代意义来看，“陕北”是一个地理概念，战国时期魏国最早在此一带设上郡，秦灭六国后复在此地设上郡，“陕北”才作为一个地域概念逐渐为人所知晓。唐代时陕北领于关内道。贞观二年( 628 年) ，梁洛仁杀梁师都降唐，至此陕北全境均为唐王朝所管辖。与现行各市县(区)地方志等资料相对照，可见“唐代行政建置中的陕北基本属于今延安市、榆林市、铜川市宜君县的所有区域。”自古以来，陕北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绳结区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代的陕北也是中原王朝和西北草原民族政治势力相抗衡的要冲地带。有赖于投戎或做官至此的文臣儒将们的深情创作，以塞下风光、民俗风情、边地战争、送别酬咏等为主题的唐代陕北诗歌空前兴盛。陕北这一方沃土滋养或影响着这些诗篇，而这些优秀的诗篇无疑会打上陕北地域文化特色的烙印。

参考文献：

【1】《镜像陕北》——史翠萍

【2】《陕北饮食文化研究》——张小兵，康华，李颖

 【3】《弹起三弦定准音：陕北说书考察》——孙宏良

 【4】《转战陕北》——李敬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