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石刻

   【摘要】有言道：“关中胜迹，唐陵为最”。“唐十八陵”之一的乾陵，作为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两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因其大气恢弘的布局及数量庞大的石刻，不仅有着历代皇陵之冠的美誉，还被冠之文物界的“三峡工程”。千百年来，乾陵石刻矗立旷野，披风沐雨，守护着两位君王和梁山的一草一木。乾陵石刻类型颇多，本文先以乾陵石刻模式为切入点，再具体到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以此为对象，通过分析其基本布局、目的、造型语言及意蕴，以小见大，揭示乾陵石刻模式的文化蕴意及时代意义。

   【关键词】乾陵 陵墓石刻 蕃臣像 石刻艺术

    一、乾陵石刻模式的布局及基本特征

    中国有着颇为悠久的雕塑历史，从史前陶塑时期至今，诞生了数之不尽的优秀作品，而唐代帝陵石刻无疑是中国古代雕塑中极为璀璨的一部分。乾陵的兴建正处于唐代“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无前例的昌盛时代。其中，规模宏大且数量众多的乾陵石刻，受到众多学者追捧和研究，自此也开创了乾陵石刻模式，自乾陵后，各唐陵基本遵循着乾陵所开创的独特的乾陵石刻制度模式，少有改变。

    沈睿文先生是较早提出“乾陵式”石刻概念的学者，他在文章《唐陵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中对各个不同陵墓加以区分为如“乾陵式”、“恭陵式”等。此方法在当时是有利于标注不同陵墓名称的，而“乾陵式”石刻就是指乾陵石刻模式中最初的样式，即乾陵的石刻样式。

    作为帝王丧葬礼仪中的重要陵墓建制，乾陵石刻模式布局基本如下：

    神道石刻以南边1对石柱开始，后有翼兽1对，向北为鸟形浮雕石屏1对，顺次向北排列石马和控马者东西各5个组合，石马北方为拄剑石人10对，再向北，为“述圣记”和“无字碑”刻石，各立东西两侧（其中“述圣记”和“无字碑”在乾陵石刻模式中并不典型）。在内城门阙和南门之间，东西相对有蕃臣殿遗址，宋人游师雄记载原东西各有蕃臣石像32尊，在茔域四门之外，各置石蹲狮1对，均背对茔穴，头朝外向，在南门石狮之后,还有石质底座两个，按宋陵石刻形制推算大约为宫人。茔域北门门阙外，以面对陵墓的方向由北至南有石马和牵马人3对，石虎和控虎人1对，在石虎和控虎人之间还有石础1对，应为石虎和控虎者。这种布局的稳定延续，使得其后定陵、桥陵、建陵等皆为乾陵石刻模式。

    按照乾陵石刻的布局来研究，不难看出其特征：以石柱、翼兽、翁仲、石狮构成的“天国”象征系统和以鸟形浮雕石屏、石马及控马者、蕃酋像构成的“献祭”象征系统，共同形成了“天国”象征、“献祭”象征的仪式化的陵墓石刻建制，不仅承接了东汉“上陵礼”以来帝王陵寝石刻样式，还创新开启了之后的帝陵石刻建制标准；同时，还沿袭了陵墓石刻儒家礼仪制度，故而具有传统的儒家礼仪特征。

图 1 乾陵石刻分布图                图 2 乾陵风貌

    二、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的基本概述及布局

    乾陵石刻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蕃臣像”、“鸟形浮雕”及“石马和控马者”石刻组合，这也是乾陵石刻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代表着相对独立的献祭礼仪系统。而其中乾陵的六十一蕃臣像更是历代帝陵蕃臣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其也被称为“宾王像”、“蕃酋像”、“诸蕃君长像”、“蕃王像”，因石人均手持上朝时所用的笏版，腰系鞶囊或鱼袋，且大多在朝中担任官职，故而被称为“蕃臣”更准确。由宋人游师雄记载可知，蕃臣像原有六十四尊，东西各立三十二尊，四队八行排列。现有六十尊，西边三十一尊，东边二十九尊。

    六十一蕃臣像在内城门阙与南门之间，东西相对有蕃臣殿遗址，其立于方形石座上,石座与石像为整块石料雕刻而成。因蕃臣像早年遭受破坏，头部基本缺失或为部分缺失上半身。民族的不同导致蕃臣像的服饰差异较大，衣服有窄袖长袍或袖胡长袍，领有圆领、翻领及交领，束腰带或别刀具、囊袋，穿靴，拱手持笏板。其背部刻有国籍、官职和姓名，只是年久剥蚀，大多难以辨认，仅仅七人被辨识出，分别为：于阗国王尉迟璥、吐火罗王子羯达健、朱俱半国王斯陀勒、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故大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石像中有11尊衔名前冠有“故”字，说明其在立像时已经亡故。

    蕃臣像双足并立，两手前拱，毕恭毕敬地并排而立。正所谓：“六十一宾王立露天”，栩栩如生地守望着乾陵。

图 3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局部             图 4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局部

    三、通过昭陵蕃君长像解读蕃臣像的来源与作用

    关于唐帝陵中出现蕃臣像的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昭陵。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及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墓，一共铸有蕃君长像14尊。关于其中蕃君长像的铸刻，《史记》中记载道：“上（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资治通鉴》同样也有记载：“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高宗)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据《唐会要》记载，而其铸刻寓意乃“阐扬徽烈、以旌武功”，与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象征意义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马踏匈奴》通过匈奴的不屈服和抵抗来表达霍去病战胜匈奴的艰辛与不易，而昭陵前的蕃君长像更是为了表达将匈奴归化臣服、为之所用的态度。

    唐朝与突阙之间的交流十分广泛，如和亲、军事接触、宗教传播及互通商贸等各类方式，这使得双方文化得到有效传播并相互影响。在当时，君主及外国使臣的画像被各民族广泛使用，除通过史料记载外，他们的形象还被刻在石碑上或者画在墙壁上，如康国撒马尔罕大使厅西墙留下了八国使臣的画面，同时在大使厅北墙，还出现了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的画像，正对着的南墙则是粟特国王新年出行图。

    这种对于征服者或是归化者的形象，更早可以从大流士一世的陵墓中见其影子，这种艺术手法随着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随着东罗马艺术一起传入了唐朝，进而转化到了佛教艺术或者陵墓石刻艺术之中。这种在中亚广为运用的题材被各民族采用，加之随着朝贡体系的完整，各民族之间交流频繁，他们的丧葬观念也被带入唐朝帝陵之中，最终使得唐朝君王的观念也受之影响。

    同时，唐帝陵出现蕃君长像还和当时的“天可汗”制度有关，由于初唐时期唐太宗命令李靖出兵灭亡东突厥后，四夷君长统称唐太宗为“皇帝天可汗”尊号，使得后来西北各族都以此尊称唐皇帝，同时还有朝贡等制度的增加，比如阎立本绘制的《职贡图》就完整记录了太宗时期婆利国和罗刹国千里迢迢前来朝贡的情景。就这样，天朝制度逐渐走向鼎盛。结合昭陵六骏来看，太宗在唐初消灭各割据政权战争中所骑乘的六匹战马象征太宗开国时所立功勋，而十四蕃君长像以太宗时期擒获与归化臣服的周遭各族蕃君长象征着太宗开疆辟土的贡献。两者一内一外，为体现太宗平定海内、征服四夷的丰功伟绩。而昭陵这种适应大时代背景的石刻也为接下来乾陵石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乾陵效仿昭陵在北门设立蕃臣像的陈列模式，在数量上不仅大有增加，还扩展了蕃臣像的身份。

    除上述内容外，唐朝君王并未忽略掉延续传统的儒教礼仪。故而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的作用表达中，突出的不仅仅是“外者臣服”观念，还有“献祭的礼仪”，这还是围绕儒家传统丧葬礼仪的祭祀主题。

图 5 昭陵十四蕃君长像之一         图 6 昭陵局部风貌

    四、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的造型语言

    从造型语言的角度去细观乾陵六十一蕃臣像，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其对现实主义的追求。虽说中国传统美学中“意象”理论来源已久，唐朝帝陵石刻也受此美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写意特征。但是，六十一蕃臣像在乾陵石刻写意风格下具有现实主义的一面，铸刻者将蕃臣像和真人等高，这种尺度的追求也是追求真实的一种体现。同时，蕃臣像陈列方式也是极为规整。除此以外，根据昭陵出土的几尊蕃君长像面目的研究，能够基本判定个别蕃臣来自何处，可以看出，这些石刻都是“肖其形”的作品。

    其次，在蕃臣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有关于“线”的造型语言。线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语言元素，也是中国传统雕刻造型语言中最为重要的形式特质。《美的历程》中有写：“线的艺术，是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而雕刻中的线，弱化了石材的厚重感，赋予轻盈之态，将锋利的转角巧妙转变为微妙的圆弧，雕刻对象的千姿百态也就被展现了出来。蕃臣像中，起伏在形体团块上的线条有始有终，一丝不苟，同时，蕃臣所着服饰及细节也是通过刻线来表示，线条处理的简洁而流畅自然，这也在乾陵其他石刻上有所体现。同时，每个蕃臣均衡对称性的造型表达出了秩序感和臣服于唐君王的思想意义。

图 7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石身          图 8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上身

    乾陵雕刻是一种规范化、封闭性的艺术，为了维护宗法秩序观，石像的造型需要服从一定的类型规范及稳定的程式化审美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看到蕃臣像就能感受到整体的和谐规范。一方面，从内容规范程式化来看，造型组合放置在某种地方，表达某种含义，都是事先设置好的，减弱个体特征，强调出庄重与整体气势感，而蕃臣像则表示着四夷敬仰、八面来朝的精神内涵；一方面，从形式的定制化来看，此后的帝陵石刻，照乾陵石刻模式的程式规定，使得造型结构越来越趋于统一。这种规范程式的造型语言也隐喻着君王对于王权统治稳固的希冀。

    除此以外，因势象形的造型语言也有所表现，蕃臣像雕塑轮廓的简洁处理，没有精雕细琢，但却体现出雕刻作品在山峦空间中表达的寓情于景的和谐效果。巧借自然形势,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达到“降伏物象,抒写性灵”的目的。

    五、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及乾陵石刻模式的时代意义

    斗转星移，沧桑历变，这些石刻仍然在梁山上矗立。中国古代王朝历来所秉持的为起源于先秦的天下观，而不是近现代的国家观念。《诗经·小雅·北山》有所记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乾陵的蕃臣像正是表达出这一政治理念，其蕃王的身份还表达着君主“德被四海，四夷来朝”的荣耀。

    同时，蕃臣像、石马与控马者、鸟形浮雕石屏是乾陵石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包含了人臣墓中石羊的献祭功能，同时又包含了献陵的石犀、昭陵的石鸵鸟等一系列表达献祭功能的石刻，并将其礼仪化，以世俗朝贡仪式的模式表达出以蕃臣像为主体的帝陵献祭礼仪，在传统的儒家陵墓石刻礼仪制度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皇权象征意义的石刻类型。

高宗时高丽的覆灭和安东都护府的成立，使大唐发展成为一个东有高丽，西尽波斯，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林邑的疆域广大、多民族融合的强国，这也是“天可汗”制度的鼎盛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乾陵石刻本质目的还是“光阐皇猷，永固帝业”。

    乾陵石刻模式开创了中国陵墓石刻艺术的崭新局面，影响深远，以后各代不断延续着、改善着这一模式，无不体现出唐代完备的陵墓石刻艺术美学思想和设计观念。如宋代赵匡胤永昌陵，只是在石刻种类和数量上有所不同，其余基本相同，整体仍然不能脱离“天堂系统”和“献祭系统”的石刻组合。乾陵石刻模式所显示出的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意义是较为成熟而特色鲜明的，总体展现了大一统时代背景下帝王的“天朝”观念和王权思想，其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的艺术发展演变和时代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 9 乾陵风貌                                 图 10 乾陵石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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